尽管遭遇了不幸——两名船员在斐济叛变,在甲板下用枪指着一家人,直到他们返回塔希提岛,再加上在大海的摆布下度过的时光——柯林斯说那些年是她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。
“我记得在比斯开湾,我父亲整晚都坐在舵柄上,我走到他跟前说,‘哦,爸爸,这不是很美妙吗?因为我们正随着海浪向上、向上、向上、向下、向下、向下。对我来说,这是令人兴奋的。
“但我父亲在航海日志中写道,‘我还以为我们永远活不下去了’。”

柯林斯于1939年抵达悉尼,离纳粹德国占领海峡群岛还有一年。她去堪培拉敦特龙的一个家庭工作,在那里她遇到了丈夫兰斯并嫁给了他。
她说:“在战争年代,堪培拉——或者澳大利亚的任何地方——生活都不容易。”“但我们成功了。”
一种在海上被激起,在澳大利亚被强化的决心贯穿了柯林斯的一生。离开邓特伦后,这对夫妇跟着工作去了雪河和伊萨山。1972年,他们搬到了布里斯班,从那以后安妮就一直住在那里。这里也是她的遗产之家。
在米尔顿路(Milton Road)外的一条小巷里,有一个安静的公园,里面是艺术空间图黄(Art Space Toowong),它的前身是The Silk Shed Studio,一个由柯林斯和露丝·弗朗西斯(Ruth Francis)于1989年共同创立的社区艺术团体。
该建筑很不起眼,由于其简单的矩形设计,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公共厕所。它的外部,可能是60年代作为儿科诊所的早期版本,暴露的棕色砖,装饰着一幅大型壁画,这是该组织的几位成员贡献的。在入口处,一个牌子上写着:“一个社区空间,为所有对各种形式的艺术感兴趣的人提供。在这里,想法和资源在友好的氛围中共享。”
艺术家和现任艺术空间总裁凯西·沙利文在2017年认识了柯林斯。“我对安妮和她的生活方式感到敬畏,”她说。“她完全独立。她每天都走路,她熟悉轮渡网络,她出去看展览,她曾经经营过一个摄影组。
“我只是想像安妮一样。我对她怀有最深的敬意和钦佩。”
沙利文和柯林斯每周二见面,一起练习艺术,并与有抱负的艺术家社区建立联系。“我们喜欢帮助人们开始,”沙利文说,她还在The Gap经营着一所艺术学校。“很多人刚来的时候都不是很自信,而这真的能让他们建立信心。”

当柯林斯和弗朗西斯第一次接手这个空间时,它主要用于丝绸织物的印花。现在,这是一个探索所有媒介的地方。“有绘画、刺绣、印刷、浇注丙烯酸——变化很大,”沙利文说。
在室内,其中一个团队正在用火炬在圆形树脂片上指导颜色。在另一张桌子上,一只名叫泰迪的圆腹西班牙猎犬正在监督一幅画的细节。在房间周围,白色的墙壁上排列着不同大小的画布,上面画着彩色的风景、轮廓和抽象的面孔。许多作品属于柯林斯。
“我不喜欢画得完美无缺。我喜欢在工作中有所发现,”她说。
柯林斯的一幅巨大的几何肖像,以鲜艳的红色、黄色和霓虹绿色为背景,被挂在墙上。这是苏利文第一次为她的朋友画进布里斯班肖像奖。
她的第二次尝试名为“贸易风安妮”,以将柯林斯一家带到澳大利亚的风命名,被选为今年比赛的决赛选手,并在布里斯班发电站展出至10月29日。
沙利文说:“能和这么多我欣赏的人挂在一起,尤其是因为这是安妮今年的肖像,对我来说特别特别。”沙利文的作品集包括非常详细的水彩画肖像。
“我脑子里有想法,我想用的媒介是各种各样的,从粘土到电线再到油漆。目前,它们只是堆积起来,”她说,并补充道:“我每天都得做点什么。如果我不这样做,我会非常烦躁。”
尽管即将迎来百岁大关,但柯林斯并不想停止尝试,也不想停止从她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学习。“你仍然对生活充满好奇,安妮,”沙利文对她的朋友点点头说。

柯林斯微微一笑,但带着一种漠不关心的神气。给人的印象是,她并不认为自己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有那么特别。她就是这样的人;心里还是那个十几岁的女孩,睁大眼睛惊奇地看着自己的帆船在海浪上颠簸,环顾四周,想:“这太棒了,不是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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